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①当时清朝统冶层对日方媾和条款，看法不一。光绪“意在速成”，奕、孙毓汶等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与世铎。奕“语不洽”。双方各执一词，光绪难以作出抉择，便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责令李鸿章“直抒己见”，“不得退避不言”，并“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②。4月8日，慈禧声称：奉天、台澎“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当然，慈禧此举，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她并没有“撤使再战”的决心。就在这一天，李鸿章遵旨复陈，主张割让奉天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银一万万两。4月9 日李鸿章根据这一设想，拟定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第二天，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2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并蛮横地声称：日本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③。他既不准置辩，又肆意恫吓。李鸿章忍辱负重，哀声乞怜，而伊藤、陆奥却“乘胜贪横，悍然不顾”。

    李鸿章深知日本“实非情理能喻”，急电总署表示：“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4月12 日，光绪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

    ①4月13 日，李鸿章连复三电，一面进行威吓，说日本已派兵赴大连湾，“若议不合，必至决裂”，进攻京畿；一面断言“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实恐难望转圈”，日本“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4月14日光绪无亲，指示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②清廷和李鸿章是被迫与日本定约的。孪鸿章以为日本有意“急攻京畿，以图要挟，故限期成议。”答应日本要求，“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

    在清廷和李鸿章看来，“京师则宗社攸关”，要想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就只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屈膝求和。他们曾经试图争取英。俄、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然而，事与愿违，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说：“此间分询各使，均云并无出力相助之议。”

    ③外援无着，又无劲旅保卫京畿，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就别无他途了。

    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正约共11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分8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① 李鸿章：《寄译署》，《辛鸿章全巢》（三），电稿三，第482—483页。

    ②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85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① 《中日议和纪略》，第29、19页。

    ②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94、第498页。

    ③ 《津海关盛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98页。

    日船可以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双方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4月18日，李鸿章自马关启程返国。船抵大沽，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约本。李鸿章至津，称病不出。4月20日，他奏报谈判经过，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一面劝导清廷发奋图强，认为“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甚幸。”

    ①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廷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在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清朝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章谏阻”，追究致败之由、误国之责，把一腔怨愤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他们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他们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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