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②“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③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④。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① lt;《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② 《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第115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3—84页。

    ④ 李鸿章：《寄上海张使》，《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9页。

    张借助英俄拒绝日本的割地要求。孙、徐“以为办不到”，而瓮却“力赞之”。

    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英、法、俄等国有可能进行干涉。因而，他一面先后访问美、俄、法、英、德等国驻华公使，请其“电知本国”；一面电令”中国驻英、俄公使“速赴外部密商托”。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争取外援的活动，结果毫无成效。

    他对张荫桓说：“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他哀叹：“借助仍难着实，不肯用重力，恐无济。”

    ①他鉴于英、俄“无切实相助语”，和“中国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所以转而主张割地求和。据翁同龢日记载：2月25 日李鸿章面奏，“略及割地”，奕“亦发其凡”，翁同龢“却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光绪深知割地事体重大，必须禀商慈禧决定。第二天，当光绪将李鸿章、奕的意见报告给慈禧之后，不料“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慈禧玩弄权术，推卸责任，对光绪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②28 日光绪要奕等奏请慈禧“定使臣之权”。慈禧令太监传言：“一切遵上旨可也。”3月2日，光绪迫于事势，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他上疏预筹赴日议和情形说：日本重在割地，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3月3 日光绪发布上谕，肯定了李鸿章的行动方针，令其“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定议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

    ①。同时枢臣奕等公奏慈禧说：日本重在割地，“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

    ②由此可见，清廷在自身统治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出卖民族主权以维护其反动统治。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3月4日李鸿章单独请训，发下全权敕书。翌日萧然出都。

    3月19日，李鸿章带领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到达马关。第二天便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谈判反映战场上的形势。伊藤、陆奥摆出战胜者的骄横姿态，采取军事要挟和外交讹诈的两手策略，力图从中国攫取最大权益以满足其贪欲。李鸿章鉴于“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

    ③，因而便委曲哀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