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程序是：法国把自己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金登干电告赫德，赫德递交总理衙门；清廷就这个条约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其间曾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经赫德交给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谈判，每当双方就某几款取得协议后，才由中法政府把这几款分别交给李鸿章和巴德诺，由他们就细节和约文加以核对。所以，他们在天津的工作基本上只是“督同中外翻译官，详确考究，讲解文义”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明确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指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

    ②。所谓“由内主持”，系指由慈禧决策。正如赫德所说的：“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

    ①条约草案是由法国方面拟出的，清廷认为“无甚为难”，基本上可以接受，所争议的主要是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4页。

    ① 胡传剑：《盾墨留芳》，《中法战争》，第3册，第602页。

    ② 《李中堂来电》，《中法战争》，第4册，第498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30页。

    在关系自己所谓“威望体面”的虚文上，如翁同龢所说，“不过皮毛耳”。

    这样，李鸿章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中，也就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很少接触实质性问题。6月9 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正式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亦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上签字。该约的主要内容是：

    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圻”，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界地区向法国开放通商，指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为通商处所，法国在此享有和其他通商各口相同的权利，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纳税“照现在通行税则较减”，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从而使法国夺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的局面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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