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前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裔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政府对条约内容表示不满，并于订约的第二年派遣柳原来华要求修约，特别是要求取消两国遇事调处条款和清政府在日本口岸对本国商民的领事裁判权。李鸿章认为日本“狡黠可恶”，决意“坚守前议，不稍松劲”，始则拒绝接见，继而面加驳斥，并复照日本外务省，表示“两国初次定约，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日本政府鉴于李鸿章态度坚决，成约不可再改，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

    ①，即窥探清方虚实，寻找借口，以便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4月30 日，李鸿章与副岛种臣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批准书。次日，副岛专程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副岛也优礼相加，双方“畅谈半晌”。副岛痛言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主权，宣称已派岩仓“赴西洋更议”，但“能否议改，尚不可知”。李鸿章对日本的作法深表赞赏，“极力怂恿”，并希望日本一旦改约成功，务请“随时照录斩约知会”，以匣效法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日议约过程中，李鸿章虽然力图设法防止日本“侵越属疆”，但对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却缺乏应有的警惕。副岛派柳原前光到总署质问中朝关系和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遇难船民之事。总署毛昶熙正言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琉球是中国藩属，“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居心叵测的柳原则表示：“生① 李鸿章：《条列五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1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32，第1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33页。

    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

    ①虽然总署将上述问答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接见路经天津回国的副岛等人时，却未提及此事，拆之以理，反而听信闽人游击吴世忠关于高族“赶捷强狠”，英、美“屡发兵船注剿失利”，“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认为所言似属有理”

    ②。及至1874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李鸿章才如梦初醒，发觉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矣。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责指挥军事，发兵3000余名图谋从台湾南端下手侵占台湾东部。美国从人员、船只上支持日本，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实现侵略台湾的野心。5 月日军在台湾琅登陆。清政府获悉后，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预筹布署”。李鸿章认为台湾全境（包括“生番”住地）均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人侵，主张通过交涉与备防逼使日军撤退。他向清廷提出应当采取的两项对策，即第一要求美国遵照“万国公法”撤回援口人员，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第二要调派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附近一带择要屯扎，如果日军擅自登岸，“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使敌人无隙可乘。李鸿章在得知沈葆桢出防台湾的任命后，致函祝贺，并奏调驻防徐州的淮系提督唐定奎部铭军枪队6500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还令津沪各机器局失烬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

    日本在侵略台湾的问题上，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面用武力进攻，一面进行外交讹诈。由于当地人民的抗击和沈葆桢的防御部署，羽毛未丰、实力有限的日本很快就发现依靠武力是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的。7 月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 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嘻笑怒骂，厉声洁责”

    ①。他指斥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还担心日本翻译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日：“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②。9月，日本政府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天津，寓居美国领事馆。美国副领事对李鸿章说：看大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

    ③。柳原、大久保相继到达北京，先后同总理衙门大臣举行谈判，他们一口咬定台湾番地非中国营辖，既不认错，也不退兵，而“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

    ④。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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