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危可期渐塞。”为此，他既派人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敌洋产；又主张“必须华商资本方准领照购机，择地开办”，“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必须“查明禁止”，“自保利权，断不容外人稍生觊觎”

    ④。事实上，李鸿章为“求富”而“争利”、“保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1878年奕等在评论轮船招商局的作用时说：“从前洋商专擅之利权，中国商人得以分取而尚未能收回也。”

    ⑤轮船招商局的这种结果，对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来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不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民用企业纵然有清政府做后盾，也无法“收回”而只能“分取”

    被“洋商专擅之利权”。

    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既企图“稍分洋商之利”，又坚持“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不准洋商入股，这表现了他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抗争性。不过，李鸿章对外国侵略势力，不仅有抗争性， 而且还有妥协性。他所控制的一些民用企业，或是与外国侵略势力“息争均利”，或是靠举借外债度日，就是这种软骨症的重要反映。

    轮船招商局开张后，立即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疾视和倾轧。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在运费上削价相争，妄图一举挤垮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继续垄断中国的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奋起应战，跌价抗衡，于 1877年归并旗昌轮船公司，获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使之大致超过了英国太古、恰和两轮船公司所有船只及吨位的总数。“尽管同太古、怡和经营的轮船航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0页。

    ② 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3页。

    ③ 李鸿章：《漠河金矿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5，第20页。

    ④ 李鸿章：《推广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11、12页。

    ⑤ 《光绪四年六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奕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69页。

    线的竞争升级，招商局由于增加了船只和码头设备以及由于清朝官方的支持，能够获得沿海贸易的较大的份额”

    ①。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李鸿章竟然指使轮船招商局逐步走上了与洋轮勾结的“息争均利”的道路，于 1878、1883、1893年三次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签定了统一运价、联合垄断的“齐价合同”。这个“齐价合同”是以“专为抵制洋轮”而自诩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暂时妥协的产物，虽然对于轮船招商局增加水脚收入和企业资本积累不无裨益，但却促进了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箝制了我国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时人评论说：这个“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遏制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 自锄同类，背道而驰。”

    ②轮船招商局不仅与洋轮签订“齐价合同”，而且在乞求外债上也抢先走在最前列。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在70年代完全依靠垫借官款和招商集股，及至80年代便把借用外债问题提上了议程。1880 年末，淮系将领刘铭传提出暂借洋债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立即上疏表示支持，说造路所需经费“自必不赀。现值帑项支绌之时，此宗巨费，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散涣难集，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他认为“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盖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李鸿章既主张“借洋债以兴大利”，企图借助外国贷款兴办民用企业，以便谋取“久远”之利；又担心外国势力凭借贷款侵害中国的财政和民用企业的主权，因而提出了三项防范性的规定：为防止洋人把持铁路，“一切招工、购料和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为防止洋人诡谋占据铁路，“不准洋人附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为防止外国势力借铁路债款侵害中国财政，要事先议明借款“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他明确表示，“界线既明，弊端自绝，不如是则勿借也。”

    ①李鸿章对举借外债的态度，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在借款的实践中往往屈服于洋人的压力而被迫改变初衷。1883年上海金融市场由于外国金融势力的干扰，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是时轮船招商局运营资本周转失灵，加之“商股难招”，李鸿章便批准该局从英国资本抬和、天祥两洋行借贷747千余两，以码头、仓库作为抵押。这次抵押借款为洋务派民用企业举借外债度日开了一个先例。1884年轮船招商局为躲避中法战争的破坏，将全部财产以525万两代价售与旗昌洋行，约定在战争状态结束后照原价赎回。到了1885年，轮船招商局既要偿还怡和、天祥两洋行欠款，又须赎回抵押旗昌的财产，但因“无款可筹”，便又以全局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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