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除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江苏巡抚黄彭年表示赞成修建津通铁路外，其余不是反对，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咨”等条件，或者宣称“不敢凭空揣摩”。两广总督张之洞则企图限制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扩张，建议暂停津通，改筑卢汉（卢沟桥至汉口）路。1889年5月清廷作出决断，肯定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宣布“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①：然而又有意扬张抑李，决定搁置津通路，修筑卢汉路。李鸿章方清廷批准兴办铁路而高兴，为其扬张抑李而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当然，李鸿章绝不会善罢甘休。适值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清廷出于国防考虑，决定立即修建关东铁路以相抗衡，特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1890年李鸿章会同总署大臣奕譞奏准“缓办卢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将卢汉铁路拨款，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关东铁路“由林西造于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男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

    1891 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宫铁路局，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修路至中后所。这段铁路的修建经费全由清政府筹拨，因之称为“宫路”。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宫铁路局是宫办的以外，其余都采取宫督商办的方式。官督商办是李鸿章的创造，是洋务派依靠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已用”的一种形式。李鸿章虽然早已预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②，但是当社会行程一经使“中国富农大贾”“仿照洋机器制作”从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① 《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45—46页。

    ② 《海军衙门议复修造津通铁路疏》，《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22—27页。

    ③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64，第27页。

    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69，第5—6页。

    ② 《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四），第14页。

    他就既害怕私人资本同洋务派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侵蚀封建的肌体。所谓归商不归官，“久恐争利滋弊”，“漫无铃制”，正是这种惶俱心理的写照。因而决意把私人资本置于官府控制之下。

    官督商办企业，形式上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分公司的组织，既招商入股，又设有商总、商董作为入股商人的代表。所不同的是，这些企业都是直接受着“官督”的。李鸿章为官督商办企业规定的经营管理原则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①，企业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②。事实上，凡经李鸿章奏明开设的官督商办企业，其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均需遵照李鸿章札饬，由督、总、会、帮办经理。

    而各督、总、会、帮办，又必须经由李鸿章委派，作为政府代表控制企业大权。各企业的资本虽然大部或全部来自私股，但私人资本家除了保留资本所有权和按年领取股息、负担亏抵责任外，既失去了股金的支配权，又不得过问局事。“官有权，商无权”，“本集自商，利散于官”，真实地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封建大吏控制商人资本、官权控制商利的关系。这说明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和“商”并不是平等的，“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而作为封建国家政权代表的“官”却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主要力量。正因为这样，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属于同封建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范畴。

    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就倡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说，而“维持云者，盖恤其隐情，而辅其不逮也。”

    ③李鸿章不仅提出了“官为维持”的方针，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维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特权。

    李鸿章认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因而，他想方设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借款缓息。轮船招商局筹建伊始，他就奏请户部借垫制钱20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其后又屡借官款至190余万两。1877 年正当轮船招商局在太古、怡和等外轮公司倾轧下局务难支之际，他又请求总理衙门“将该局承领各省公款，暂行缓缴三年利息，借以休息周转。”

    ①开平矿务局从1878—1882年，共用款项220万两，其中李鸿章拨借的官款就有24万两。根据1900年开平矿务总局债欠单，可以看出开平矿务局欠直隶银钱所和海防支应局一项，就多达5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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