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流逝，沪、宁、津三局内部，封建的管理制度同先进的技术设备的矛盾日趋激化。每换一次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30至40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其中多系滥竽充数，“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

    ②。有些人营私舞弊，“购料则价不实，工作则时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狃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

    ①沪、宁、津三局仍然坚持“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宁局的马格里不懂军火制造，1875年由于他所督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演放时一再爆炸，变成废物，被李鸿章撤职。此后宁局为节省资金，遂用华员监督，不再雇佣专职外国技师，每年请沪局外国技师前来数次，进行技术指导。津局在崇厚主政期间，“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李鸿章接办后，便“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

    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从此就再也不仰赖洋匠了。事实上，他在撤掉密妥士之后，就“另募熟手接办”。所谓“熟手”，就是指麦伊儿瑞斯、司图诺等人，前者作为工程师曾任津局监督多年，后者曾任津局总工程师。他们不同于密妥士的，是既懂技术，又不揽权。沪、宁、津三局的生产途径，都是先向外国购进机器物件，然后在“洋人指授”下慢慢地学着仿造。这种先“购置”，后“学制”，“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的作法，结果只能使自己成为长久的落伍者。严酷的现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876年他上奏清廷说：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

    ①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宜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四），第68页。

    ② 胡燏芬：《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①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从录，下，第15页。

    ② 《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261页。

    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

    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 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

    ①为了改变这种“随人作计，终后人也”的局面，既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学其器而精通其意”；又须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李鸿章虽然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并没有扭转“随人作计”的局面。1898年英国人贝斯福参观宁局后写道：

    厂中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没有外国技师或工头。中国总办和官吏们似乎不了解他们在制造什么，为什么制造。

    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品。……看他们高兴而努力地在制造一些浪费钱但又无用的军需物品，使人心中感到凄怆。

    ②沪、宁、津三局所制造的武器装备，虽然落后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但比之中国传统的“孤矢”、“风篷”却要先进得多。早在1872年有人就指出：

    “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孤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③历史的进程确乎如此。沪、宁两局所制军火的供应范围，“东输辽沈，北达畿疆，西抵雍凉，南浮湘桂”。

    津局“每岁所出军火，除供支本省淮练各军、轮炮各船外，加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皆按时拨济；其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亦向津取给。”

    ④事实证明，沪、宁、津三局直接促进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张之洞就把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之后国内阶级矛盾暂趋缓和的现象，归功于洋枪洋炮的输入和制造。

    当然，这并不是说沪、宁、津三局在国防方面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

    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内进行阶级专政的职能，又有对外抵御外侮的职能。李鸿章说：1880年“俄事骤起，边海两防同时吃紧”，津局“屹处海滨，谣传不一，仍不动声色，星夜趱造，外以给各军月操之用，内以备有事时攻剿之需，各路军营恃以无恐，询于大局有裨。”

    ①1884年“法兵构衅，屡次声言北犯，北洋海口林立，逐处戒严，拨用军火繁巨，其各省咨拨者，亦较往年多至数倍，不得不倍数赶造”，“俾资接济”。及至“马尾开仗，催造调拨益形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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