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溪、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龍溪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人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援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以其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系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為亡，從目從匕，入其所乘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挎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偵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辟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鑒》、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淳，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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