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同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大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柵笑乎？《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饋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台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人謂之學祖，以供師生廩餼，余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六史》諸書地裡、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佈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群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舊日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慢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匯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幀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對，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力貼黃之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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