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23]师古曰，尝谓烝尝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24]汉书循吏传。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嚬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凭陵而莫御，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五。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丞簿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6]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粮十五万石已上，州以七万石已上，县以三万石以上，亲临王府上司。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者为繁。不及此者为简。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类。

    天子之所恃以奔驰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一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优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絙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其直隶之州，则如徐州泽州之四县郴，州之五县，嘉定之六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国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九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为分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弊，遂至二三百年。[1]崔锐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属邑数十。为长者名数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过四百里，邑百里。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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