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些殖民地政府打交道。对于那里的情况虽然谈不上了如指掌，但至少比他们更清楚。

    “总理，宪政的根本在于公平，中南三国的第一次普选已经开始，三国的选举法是我国法律专家在借鉴我国《元年选举法》的基础上制定，在选民登计上，有着一些限制，比如……小学以上文化！否则他们不识字，怎么去投票呢？在早期普选中必须要加以限制，在民众适应这种园变之后，才能够扩大，共和二年我国登记选民是4300余万，而现在是4。15亿，在此期间总是需要的一个过程不是吗？”

    “继续下去！”

    郑彦芬话让司马意识到他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而在马来亚，占到人口50%以上的马来人，文盲比例占80%以上，而马来亚90%的在校学生是中国人，90%以上大学生是中国人……而且，无恒产者无公责，绝大多数马来人都是依附于苏丹和大地主，如果进行选民登计的话，有产、普遍接受教育的华侨，将是战到登计选民的绝大多数！宪政的基本精神在于公平不是吗？我想……总理，我们并不需要偏袒某一方，所需要做的，是继续我们在过去一直做的事，即给予他们公平、公正的机会！”

    听到公平、公正这两个字眼后，司马的脸上露出一些笑容，但在露出笑容的同时。却忍不住想起了另一个时空中的真实历史。

    在日本的占领马来西亚后。日本对马来西亚同样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是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对马来人采取拉拢与怀柔政策，而对华人则是进行直接镇压和掠夺。日治时期，马来人作为合作者进入日本在马来西亚的各级行政和治安机构，华人则成为被统治和被监视的对象。结果日本人与华人的对抗多数都变成马来人与华人的对抗。

    二次大战后，战后英国人的归来并没有消除族群间的矛盾分歧，反而将这些矛盾分歧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延续自己的殖民统治，战后英国组建了中央集权的马来亚联合邦，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新的马来亚联合邦确认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必须符合15年居住期，以及语言和忠诚等诸多苛刻条件。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法律上通过修改宪法明确“马来人至上”意识，马来西亚宪法中，有多项条文规定马来人特权，阐明马来人以及沙巴和沙捞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必须获得保障。由马来族掌握政权，华族在种族上受到歧视，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在经济上受到限制，在文化上受到排斥，当地华侨华人处境较为艰难。

    马来人更是从法律上制造了土著在经济领域占有30％的股权，大专学府的招生额为土著55％，非土著45％，挂牌公司必须将30％的股权售予土著，同时还强制推行同化政策。

    他们从来没有给予华人公平，自己应该给他们公平吗？

    就在这司马考虑着是否接受郑彦芬的建议时，先前和总理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杨永泰，用赞许的眼光看了一下郑彦芬。

    “总理，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将选择权交给当地人，而我们只需要保持适当的中立，当然驻军的威权威慑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总理，这样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但是新加坡的问题？”

    “新加坡没有任何进行讨论的必要，新加坡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特别市，这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未来我们在南洋各国保留驻军的同时，新加坡将会成为我们在南洋的一个据点，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南洋政策，我们是解放者，但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出点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讲到利益时司马看了一眼杨永泰，就在昨天，四石告诉自己，杨家的三公子的扬新集团就在一些军方友人的帮助下，从一个英国商人手中底价购得了一处英资锡矿，在敌国资产处置委员会接收之前，他就已经把那座锡矿转到了自己的名下。

    “算了！总是难免的！”

    原本想等众人走后和杨永泰谈下这个问题，但想了想，司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无论是什么战争，总是很多公司希望分享到战争红利，扬新集团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内的那些财团可以说是这场战场的一只看不见的推手。

    财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一步步的操纵着国会诱发这场战争，战争不过刚一爆发，那些财团就在西北大厦内的举行了“分脏会议”划分了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甚至于伊朗、中东等地的英美等国遗留资产进行划分。

    随着国防军的胜利，当时地图上、草案上的划分变成了事实，现在敌国资产委员会，正在以当初各大财团划定进行“公开”分脏，只有少数大公司、大企业不屑一顾的敌资，才会落到那引起小商人、小企业之手。

    “或许，他们更希望中国打到欧洲吧！要是那样，他们可不就可以分割欧洲？”

    司马无奈的摇了摇头，财团是个问题，过去的几年自己尽可能的打压财团，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除非自己真的能做到自断臂膀的决定，有时候自己也只能装做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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