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事之“奉天子”

    东汉末年，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朝代末年的乱世。汉室虽然衰微了，但它“天下共主”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巨大，以至于“汉室虽衰，天命未改”的说法耳熟能详，乱世中称王称帝的人不少，但是却一致遭到士大夫的摒弃，闹得众叛亲离，最后无不落得凄惨的下场。

    在没有把握取代它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也正因为这一点时代的特殊性，“奉天子”成了无数地方割据势力梦寐以求的事情。

    他们有的锋芒收敛，打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幌子，有的野心勃勃，喊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也有的不喊口号，但是动起手来一点都不含糊，径直就做起了闷声发大财的买卖。

    《后汉书·袁绍传》载：“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三国志·毛玠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后汉书·董卓传》“是日，傕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傕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郭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

    “郭汜复欲胁天子还都郿。”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贰。”

    《三国志·张杨传》：“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

    《三国志·孙策传》：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

    以上列举各方势力的行动，就是为了论证“奉天子”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客观上的限制和主观上的需要，促使乱世群雄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奉天子”这条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捷径。

    既然不是高瞻远瞩的战略，群雄也都想要“奉天子”，那历史上为什么是被曹操奉迎到手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罗列出内外控制天子的势力：董承、杨奉、韩暹、张杨，以及曹操“奉天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绍、刘表。

    历史上的曹操因为平定了颍川、汝南的黄巾，获得了一大批粮草辎重，军需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在彼时已经具有了奉迎天子的物质条件。

    但“奉天子”的过程依旧十分曲折：

    “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

    “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曰：“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能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董)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

    “车驾之东迁也，杨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

    整个过程，可以看到起初曹操奉迎天子并不顺利，兵马也没有优势，但他借助董昭之手，凭借粮食的优势，拉拢敌将，分化瓦解，联合杨奉、董承排挤了韩暹和张杨，然后又以粮食为诱惑成功迁徙朝廷，最后才是出兵击败杨奉，彻底解决迁都隐患。

    那袁绍、刘表这两位强大的竞争对手，整个过程都在干什么呢，无它耳，观望而已。

    而袁绍观望的原因比较复杂。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早在天子驾临河东的时候，邺城就派遣郭图前往探视，归来之后郭图就劝说袁绍奉迎天子。

    而《献帝传》则记载，沮授劝迎天子，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仔细想想，用史书记载的理由来解释袁绍没有去奉迎天子实在太过勉强，作为强势的地方割据势力，将天子奉迎到邺城，可能成为霍光，可能成为董卓，以袁绍的实力和名望，成为前者居多，但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尴尬局面。

    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地跨四州的袁绍已经有了不臣之心，而坐视天子蒙尘落难，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们以前在考虑袁绍不愿意奉迎天子的时候，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袁绍此时还担任着关东盟主的身份。

    这个盟主的身份，具有名义上的号令关东州郡的权力，在天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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