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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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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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人们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就叫做“德行”；在生命尚能有所不同的人们中，在生命更丰满、更挥霍、更洋溢的人们中，它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也许叫做“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柔化是衰退的一种结果——这是我的命题，如果愿意，也可说是我的革新；相反，习俗的严峻和可怕可能是生命力充沛的一种结果，因为如此才可以有很多冒险、很多挑战、很多浪费。从前是生命的作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淡漠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是过于老迈、过于迟暮了，同样无能为之；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它为1’impres－sionismemorale①，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的运动，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通。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把同情、“邻人爱”、缺乏自我和自爱看作某种可鄙的品质。——时代是按照自身的积极力量而得到估价的——因此，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文艺复兴时代乃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而出现的，而我们，我们现代人，却因为我们胆怯的自我操心和邻人爱，我们的勤劳、谦虚、公正、科学的美德（热衷于搜集，节俭，刻板），而成为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道德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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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道德印象主义。

    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平等”，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所谓“平权”理论仅是其表达方式，本质上属于衰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庄严的距离感，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我们的一切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非例外，都是衰落的必然结论和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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