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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