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爱你。

    几天后，我收到了达朗贝的这个便条，它使我感到了真正的快慰（丁札，第二六号）：

    八月一日

    我亲爱的哲学家，仗着你的力量，神父己经从巴士底狱出来了，他的拘留也将毫无其他后果。他明天就到乡下去，并和我一起向你致无限的谢意与敬意。

    Valeetmeama（珍重并爱我）。

    几天后神父也给我写了一封谢函（丁札，第二九号），我觉得这封谢函并未显出某种至情的流露，他似乎贬低了我给他所帮的忙。又过了若干时候，我发现达朗贝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似乎把我……我不说把我项掉了，但是可以说是继承了我的位置。他们在她心里得到了多少地位，我就在她心里失掉了多少地位。然而，我并不认为是莫尔莱神父曾促使我失宠，我太敬重他了，绝不能有这样的怀疑。至于达朗贝，我在这里暂时不说什么，以后再谈。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对这封信大叫大嚷，仿佛是什么了不起的侮辱，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封信拿给人家看过。我将在这里把他所不曾肯做的事补充起来。

    特目布莱神父这个人，我有点认识，但见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写信给我（丁札，第—一号），对我说，他的朋友兼通信对象福尔梅曾在他的报上把我致伏尔泰先生论里斯本灾难的信印了出来。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且以他那种奸巧虚伪的作风，问我对于重印这封信的意见，却又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我最恨这种耍滑头的人，我理该向他致谢的还是向他致谢了，但是采用了一种严峻的口吻，这种口吻他感觉到了，却并没有挡住他又给我花言巧语地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为止。

    我很明白，不管特吕布莱怎样说，福尔梅找到的那封信绝不是印的，那封信的最初印刷就是出于他之手。我知道他是个不要脸的剽窃手，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来自己发财，虽然他还没有无耻到把已经出版的书抹掉作者的姓名后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卖出去牟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这原稿怎么落到他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是我当时头脑太简单了，竟为解决这问题感到为难。虽然伏尔泰在这封信里是被推崇备至的，可是，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就把它印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手法不大正派，还是有理由鸣不平的，所以我决计为这问题给他写封信。下面就是这第二封信，他对这封信没有作答，可是，为了更能自由自在地发他那种暴躁脾气，他就装出为这封信气疯了的样子。

    一七六0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原不想再跟你通信的，但是我听说我一七五六年写给你的那封信在柏林被印刷出来了，我不能不对这一点向你说明一下我的行径，并且我将真诚地履行我这一义务。

    那封信既是实实在在写给你的，就绝对不是准备付印的。我曾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对这三个人，友谊的特权不容许我拒绝做这样的事，同时，这同样的特权更不容许这三个人背弃他们的诺言，滥用他们手里所存的抄稿。这三个人就是舍农索夫人（杜宾夫人的儿媳）、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个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曾希望那封信能印刷出来，并曾征求我同意，我对她说，这件事应该由你决定。人家曾征求你同意，你拒绝了，事情也就不谈了。

    然而，特吕布莱神父先生原与我无任何关系，最近却写信给我，以十分客气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了几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在里面读到了那封信，还附有编者的一则按语，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说明那封信是在几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间，因系活页印刷，一经散佚即不可复得，所以觉得应该载入他的报纸。

    以上，先生，就是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件事是十分可靠的，就是，直到那时为止，人们在巴黎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有这封信。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落到福尔梅先生手里的那份稿子，不论是手抄稿或印刷品，只能是从你那里（这似乎不可信），或者是从我方才提到的那三人之中的一人手里出去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那两位夫人不可能做出这种背信的事。我在隐遁生活中无法得知其详，你有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如果你觉得值得一查的话，很容易利用这个通讯网去溯流寻源，弄清事实。

    在那同一封信里，特吕布莱先生还对我说，他把那份报纸保留起来了，不得我同意就不借出去。我当然是不会表示同意的，不过那份报在巴黎不是唯一的一份。我但愿，先生，那封信不在巴黎印行，并且我将尽力去防止，但是，如果我不能阻止它在巴黎印行，如果我及时知道能有印行的优先权的话，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由我自己印行。我觉得这也是既公平又自然的事。

    至于你对那封信的答复，我不曾传给任何人看，你可以放心，它不会不得你同意就被印刷出来的，而你这种同意我当然也不会冒昧向你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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