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实体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属性。，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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