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下身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esangue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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