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棵胡桃树以及同它有关的那段小故事，一直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脑际，或者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因此当我于一七五四年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我最惬意的打算之一就是到包塞去再看一下我儿童时代游戏的纪念物，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它该有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寿命了。但是我那时一直有事缠身，不能自主，始终没有满足这种愿望的机会。看来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再有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得到这种机会的愿望；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假如一旦我能回到那心爱的地方，看到那棵心爱的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浇灌它的。

    回到日内瓦以后，我在舅父家里住了两三年，等待着人们对我前途的安排。舅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工程师，他教给我表兄一点制图学，并给他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我也陪着他一起学，并且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制图学。这时大家却商量着叫我做钟表匠、律师或牧师。我很喜欢做牧师，我觉得传道说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母亲遗产每年的那点收入由哥哥和我一分，就不够供我继续读书了。既然我当时的年龄还不那么急于选择职业，就只好暂时留在舅父家里等待着，这几乎是虚度光阴，同时还得支付一笔虽然公平合理、数目却也实在可观的饍宿费。

    我的舅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也象我父亲一样不善于用义务约束自己，很少关心我们。舅母是一个稍带虔信派教徒作风的虔诚女人，她宁愿去唱圣诗，也不愿注意我们的教育；他们对我们几乎是完全放任，我们也从来不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互相帮助，无求于他人，而且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去跟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顽童们厮混，所以丝毫没有沾染上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养成的那种浪荡逍遥的习气。其实，我说我们闲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放闲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感到极为有趣的各种毫不间断的游戏，使我们在家里忙个不停，甚至使我们不想出门。我们自己作鸟笼子、笛子、毯子、鼓，盖小房子，作水枪、弩弓等玩具。我们也学我那位和善的年迈外祖父那样制造钟表，有时竟弄坏了他的那些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喜欢的爱好，就是在纸上涂抹，起画稿，施墨，加彩，糟蹋颜色。有一个名叫刚巴高尔达的意大利江湖艺人到日内瓦来，我们去看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但是，他有木偶，我们也就造起木偶来；他的木偶演一些喜剧式的东西，我们也就为我们的木偶编喜剧。没有变音哨子，我们就用假嗓子学那滑稽小丑的语声，来演我们这些动人的喜剧，我们那些慈祥的长辈们倒也都耐心地看，耐心地听。但是有一天，我的舅父贝纳尔召集家人朗读了他自己写的一篇动人的讲道稿。于是我们又丢开了喜剧，也写起讲道稿来了。这些琐事没有多大意思，我自己也承认；不过，这些琐事证明，我们最初的教育是多么需要很好的指导，才能使我们这些在那样幼小的年龄就几乎自己管束自己的孩子很少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不太需要结交同伴，甚至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不重视。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孩子们玩耍，但是并不羡慕，甚至也不打算参加。我们两人之间的友情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只要我们两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单调的娱乐，我们也会感到喜悦。

    由于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人们注意起来了；特别是我的表兄身材很高，而我很矮，这样的一对确是十分可笑。他瘦高个子，小脸儿象个皱苹果，神气柔弱、步伐无力，招得孩子们嘲笑。

    人家用当地的土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笨驴”，只要我们一出门，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响起一片“笨驴，笨驴”的喊声。他对于这种嘲笑比我更能处之泰然。我恼火了，想跟他们打架，这正是那些小流氓求之不得的。我跟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挨了打。我那可怜的表兄尽力帮助我，可惜他弱不禁风，人家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这么一来，我简直气疯了。虽然我脑袋上、肩膀上挨的那几拳的确不轻，但他们要打的并不是我，而是“笨驴”。我这种倔强的怒火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后来，只有在人家上课的时间，我们才敢出门，我们唯恐受到小学生们的詈骂和追赶。

    现在我已成了打抱不平的骑士了。为了作一个象样的骑士，我需要有一位情人；我有过两位。我时常到尼翁去看我父亲，尼翁是伏沃州的一个小镇，我父亲已定居在那里。我父亲的人缘很好，连他的儿子也沾了光。我在他那里住的日子虽不多，看在他面上，所有的人对我都很亲切。有一位菲尔松太太更是对我万分疼爱，这还不算，她女儿还把我看作她的情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给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作情人，人们当然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有这种非常机灵的姑娘们都很乐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以便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她们很会运用手腕，造成一种令人着迷的假象，来诱惑那些大洋娃娃。在我这方面看不出她和我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因此我对这件事倒挺认真；我把我整个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全副的脑筋都用在这上面了，因为，虽然我爱她已达发狂的程度，虽然我的狂热、兴奋、激昂做出了许多令人绝倒的趣剧，但我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