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 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 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 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 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 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 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 便写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 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 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 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 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 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 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原载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４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１１月９日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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