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 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 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 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 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 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 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 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 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 “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 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 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观察》第３卷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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