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 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 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 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 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 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 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 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 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 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 “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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