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 篇调子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阴谋；而 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子》里两个校长正在高高兴兴地计划他们的新事业， 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中》与《搭班子》只 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 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败，《搭班子》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 只指出这种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进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写《桥上》与 《抗争》，他似乎才进一步地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 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做了祭坛 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 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 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 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 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村镇人物的利己主义，提 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 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色的恐怖。”（如，《冥世别》—《大江月 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 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 家》第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时才“第一次描 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后面）。他诚 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种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 一种人物，或侧重于表现这一种人物，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 似乎只是“如实地写”一点；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 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茅盾先生论为“有意为之的小说”， 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记》里还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 这可见他所信守的是什么了。这时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观的冷静（初期作品如 《饭》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发精炼，写实主义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这一篇 最可代表，是我所最爱的。—只有《冥世别》是个例外；但正如鲁迅先生写不好《不周 山》一样，圣陶是不适于那种表现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脩译） 里说写实主义有三种。圣陶的应属于第二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在这一点上说 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可以承认。

    我们的短篇小说，“即兴”而成的最多，注意结构的实在没有几个人；鲁迅先生与圣陶 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圣陶的后期作 品更胜于初期的。初期里有些别体，《隔膜》自颇紧凑，但《不快之感》及《啼声》，就没 有多少精彩；又《晓行》，《旅路的伴侣》两篇（《火灾》中），虽穿插颇费苦心，究竟嫌 破碎些（《悲哀的重载》却较好）。这些时候，圣陶爱用抽象观念的比喻，如“失望之 渊”，“烦闷之渊”等，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或浮浅了。他又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 失去自然的风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释的地方，往往太正经，又太多。如（《隔 膜》中）固是第一身的叙述，但后面那一个公式与其说明，也太煞风景了。圣陶写对话似不 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往往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圣陶写作最 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 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 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 感。”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