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意义 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 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 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 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 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 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 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 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 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 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 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 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 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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