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和许尔特尔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并且要对——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阿利森先生、普里多－布龙先生及其后任杰弗里先生，为他们给我们委员会的极大帮助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值此告别之际，我祝愿你们今后的工作多多走运，向你们大家衷心地说一声——

    再见！

    我的上述讲话不仅受到了美国人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后者恳请我给他们文字稿，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中国人请求我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我因“缺少诗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我只得用我青年时代的老诗文“人是高贵的”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来应付，我该从哪里这么快地获得这所有必要的“灵感”呢？我几次拿起笔来，想把俾斯麦很好的警句“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一个英雄”写在纸上，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警句，因为我的中国人可能会不理解。

    尊敬的拉贝先生：

    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好客，使我能够在这里愉快地欢迎3个国家大使馆的代表，同时我也有责任向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他们的代表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麦法迪恩先生、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两国的大使馆努力支持我们的委员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从一开始起即去年11月以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谨向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这时已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工作——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2月21日～22日：2月21日～22日的夜里，一名士兵在唱经楼的一家建筑材料商店里强奸了一名妇女。当他醒来时发觉那个妇女逃走了，便发火用枪打死了一个站在附近的中国人。

    晚上7时，在平仓巷和我的美国朋友们愉快地共进告别晚餐。随后在晚上8时，德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举办了招待会，日本方面出席的有福井、田中和胜也。英国的代表杰弗里不能来，因为他的日本卫兵不让他在晚上8时后出门。杰弗里先生对此已经抗议了很久，但他过于彬彬有礼，因而对此无理行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德国大使馆来了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大使馆来了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和麦法迪恩先生。考虑到日本人的缘故，我的讲话稿必须措辞谨慎。全文如下：

    我向你们保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无意以某种方式干预日本当局或自治委员会的工作或事务。我们是一个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常见的纯民间组织，除了努力帮助本城受苦受难的贫苦居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或目标。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离开南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十分乐意参与的工作。在我离开本城之际，我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工作取得好成绩。请你们继续尽力帮助南京不幸而贫苦的居民度过困难时期。我相信，如果能和以前那样协调和顺利进行合作，你们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

    罗福祥先生真正的名字叫汪汉万（音译），是一位机长。他是空军军官和“军官道德修养协会”汪上校的兄弟。他在韩（湘琳）的帮助下得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我将把他作为我的佣人偷偷带上“蜜蜂”号炮艇，使他最终脱离危险。他自南京沦陷以来，一直藏在我的房子里。汪机长曾击落过多架日本飞机，南京被日本人攻占时他正在生病。他试图逃走，但再也无法渡过扬子江。他在游过一条支流时失去了他的朋友，他自己终于翻过城墙来到了安全区。

    整个上午我都是在忙于“打包”中度过的。我的老百姓又搬来了很多木料，我估计全是偷来的，有些木板是直接从某个建筑工地拿来的，它们还沾着水泥。我从日本大使馆领到了可以将我的木箱通过“万通”号轮船运往上海的许可证。杰弗里先生也为我领到了由太古洋行船运物件的许可证，只剩下把东西送上船的事了，我不得不请韩（湘琳）先生和我的美国朋友代劳了，因为我自己将在“万通”号轮船到达这里之前就离开南京了。

    下午1时，在罗森博士处和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沃特林小姐、马吉、福斯特、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共进午餐。

    晚上8时，和罗森博士单独用晚餐。罗森对自己的命运有些心事，向我倾吐了一番。晚上10时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德国承认了满洲国。据收音机里说，正逗留在汉口的我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在中国政府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担心他可能会辞职，尽管报道丝毫没有提及。从这里我很难看清国内的局势。可是，是对还是错？它毕竟是我的国家！

    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21日致约翰h.D.拉贝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宁海路5号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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