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

    这下洛伦茨肯定要“高兴”了。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草草地抛在沟里。

    下午6时，我给我院子里的难民带来了60张草垫子，他们高兴极了。又有4个日本兵爬过院墙，我当即挡住了其中3人，把他们赶了回去。余下的那个日本人则穿过一排排的难民来到了大铁门面前，我在门口抓住了他，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外。这些家伙刚到门外就一溜烟地跑了，他们不愿意和一个德国人打交道。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有礼貌，而美国人要想让日本人承认则相当困难。今天我们递交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看来给大使馆二秘福井喜代志先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至少已经开始保证，将这封信立即转交给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我和斯迈思博士在日本大使馆和福井先生谈话的时候，里格斯叫我们回总部去，说福田先生正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谈到了修复发电厂的问题。在日本人的请求下，我向上海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南京路244号

    日本当局请求由一名德国工程师负责此地发电厂的恢复运转工作。发电厂的设备看来没有因战斗而受到损坏。请通过日本当局给我们答复。

    拉贝

    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但是只要和我们合作，还是能把事情办好的。在请人转达我对最高指挥官的问候的同时，我还请人一并转告，我对“市长”这个职位感到厌烦，非常想卸任。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在我的申诉下，和我讨论电厂事宜的日本军官给我开具了一张用日语书写的住宅安全证。我们开车回家，准备马上把安全证贴在门上。

    当我们回到小桃园的时候，一个士兵正打算闯进我的家，结果被这名日本军官赶走了。与此同时，我的一个中国邻居过来告诉我，4个日本兵闯进了他的家，其中的一个正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我和日本军官立即冲进邻居的房子，避免了惨剧的发生。日本军官左右开弓扇士兵的耳光，然后才允许他离去。我们正准备走的时候，韩走过来告诉我说，我不在的时候，一个闯进我家的日本士兵对他进行了抢劫。我实在是吃不消了，于是我走下车，让那个日本军官自己开车走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我的身体和心情都难受极了。那个日本少佐本来不承认这一切，但是现在他向我表示歉意。并且他非常坦率地向我宣布，今天在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他相信我们没有夸大其辞，表示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立即结束目前的状况。我和斯迈思博士再次来到日本大使馆，向冈崎和田中宣布，我把日本士兵闯入我家看成是对德国国旗的伤害，我决不容忍这类越轨行为再次出现。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将日本士兵撤出安全区。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1937年12月18日致福井喜代志先生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南京

    尊敬的福井先生：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再次打扰您。我们非常关心20万平民的疾苦和优患，为此我们请求日本军事当局立即进行切实有力的干预，制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在安全区的暴行。

    各方纷纷送来日军暴行报告，目前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场地将这些暴行事件一一记录在案。

    昨天有1000名妇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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