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

    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10时到10时30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时20分又有一场虚惊。11时45分，解除了警报。下午2时20分，第三次警报响了。我没有听到第二次警报，这时四面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在我们的南面，但又好像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2000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便一头钻进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面挤满了中国人。接着一片寂静。3时40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韩先生整个上午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助我的话，我可就吃亏了。那就太遗憾了，我本来可以用这两辆车好好帮助伤兵的。

    伤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么多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他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跟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由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我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先生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1.5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人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应是友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收到了妻子11月11日的来信（路上走了14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有信来了，因为陆路也许很快就会被封锁。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我保存起来了，当作护身符。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虚惊：9时5分～9时30分，11时40分～12时30分。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所有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到哪儿。

    马市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下午6时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们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礼和洋行的丁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他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会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10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1元钱，让友谊粘得更紧。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这个希望永远不能放弃。还有，你要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有40人在城市遭轰炸时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除此之外，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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