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P.米尔斯×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位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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