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终于挂冠而去。其实依我看，这两位也用不着这么恼火，因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才能。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实不宜持政，因为他们只会“乱政”。试看会做诗的李煜，会画画的赵佶等人，哪一个不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让他们“帮闲”，应该说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况帮闲也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闲到扯淡》)，否则便不过是“扯淡”。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碴儿，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

    说好闲话已属不易，而要能做到“微言大义”，起到“振危释惫”的作用，就更不容易。不但要为人正直，还要有过人机智。不过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比如战国时的淳于髡(kun)和优孟等等就是。其中最优秀的，又当首推秦的优旃。“优”即“倡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旃是个侏儒，矮小丑陋，大约是滑稽演员这一类的人物，“善为笑言”，却“合于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个大猎场，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西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东)。优旃听了后便说，好得很好得很!再多养些野兽在里面，敌寇从东方来，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们就行了。秦始皇一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秦二世当了皇帝，又异想天开地要用油漆来涂饰城墙，优旃一听又说，好得很好得很!油漆过的城墙，又漂亮，又阔气，又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也爬不上。只是涂漆倒也容易，但要找一问大房，把漆过的城墙放进去阴干，就有点困难了。于是二世也一笑了之。这可真是片言谈笑之间，便否决了一件于国于民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议案，实在应该说绝非“帮闲”，而是“帮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帮忙者。汉武帝(一说汉宣帝)时北海太守某公(一说名龚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当时，皇上召见太守，王先生便对太守说，如果皇上问明公，“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明公打算怎样回答呢?太守说，我回答：选择贤良的人才，任其尽展所长，赏拔超异寻常的人，处罚不图上进的人。王先生说，这就是自吹自擂，自夸功劳了。请明公这样回答：“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北海太守见了皇上，当真如此对答。皇上一听，果然“龙心大悦”，提拔北海太守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话，算不上“正义”，但也是“帮忙”，不是“帮闲”。

    可见“闲话不闲”。闲话讲得好，便是“帮忙”；讲得不好，便是“扯淡”。帮忙与扯淡之别，全在内容，不在形式。所以，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虽不是“职业闲话家”，却也大都会讲几句闲话，多少有一点讲闲话所必需的文思、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都往往有宴会。宴会是表示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说闲话”。即便发生冲突，也只能用“闲话”来还击和化解。三国时，有一次西蜀的使节张奉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方面十分恼火，又不便发作，于是东吴方面的薛综便走过去向张奉敬酒，并十分随意地问他：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猾，无犬为蜀，横目苛身，虫人其腹”。张奉不高兴地反问：先生难道不能说说什么叫“吴”吗?薛综应声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座皆笑，张奉无言以对，只好认输。可见所谓“折冲樽俎”，其实是离不开闲话的。

    闲话与闲书

    闲话既然有这么多的用处，自然就会有专门讲闲话的书，叫做“闲书”。闲书又有两种，一种专门记录闲话，另一种则自身便是闲话。前者如魏文帝曹丕的《笑书》、同代人邯郸淳的《笑林》都是。另外如有名的《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不少闲话。后者的范围就更广了。广义地讲，但凡供人闲暇时阅读，并不一定要正式场合才使用，或并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刻苦攻读的书，都可以看作是闲书，尽管它们的内容未必都是“闲事”。这又是只关乎形式而不关乎内容了。这样算下来，则杂文、随笔、散文、，总之，文学作品的半数以上，都应视为“闲书”。

    这显然要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和愤怒。理论家会认为这是无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作家则会认为这是故意贬低他们的“身价”，视作家为“倡优”。但是，请且慢大动肝火。第一，当今社会，人人平等，所司职业，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当一个“职业闲话家“，至少不比当一个“职业套话家”和“职业空话家”更“下贱”。第二，一本书有无社会价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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