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姗姗来迟、缓缓摇摆的嬗变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有着难以接受的迅速和剧烈。两种观点和两种感情针锋相对：难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朴就要消失在开发建设的五光十色中？难道虚静的原野、寂旷的山脉、纯洁的圣地就要消失在泛滥的物欲、世俗的潮流、嘈杂的市声里？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特色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权利借口开发建设而让原有的青藏特色消失殆尽。回答这样的诘问是艰难的，因为民风的本色、宗教的传统和自然的高旷，永远是世界注目于青藏高原的三个巨大理由。于是绕开正面回答，以诘问对付诘问的方式便出现在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里：难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传统就越有价值？难道因了我们的欣赏，牧民就应该永远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房，去过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绝搬进定居点的雕房或高楼大厦？难道为了满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须让青藏本土的居民永远都是钻进羊皮筏子渡河，背着木桶运水，赶着牦牛去五百里以外换盐易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任何形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以牺牲本民族的固有习俗为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借口保护青藏特色而让民众永远生活在颤动的温饱线之下。人类理性的体现只应该是走向现代而决不应该是回归原始。回答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类理性法庭，并没有公认的审判一切非理性言行的客观准则。我们的出发点充满了主体精神的膨胀和武断，我们给自己的言说披上了“历史主义+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的外衣，使它们在受到时间的审判之前，始终都有一种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形式。然而，言辞的暗淡并不妨碍心灵的灿烂。我们假设理性法庭是存在的，假设它已经给我们至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否则就将是一种永远都面临惩罚的存在。

    似乎是恍然大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看到了产生于美国的西部电影，突然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西部，中国的西部不也是荒原连片、马牛成群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西部电影呢？报纸和电视开始大肆鼓吹，关于西部电影以及西部文学的话题俨然成了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果是，真正的西部电影倒并没有拍出几部，电影的主角西部牛仔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其基本特征便是蓝色帆布对人体的包装——硬邦邦的牛仔服装尤其是牛仔裤突如其来地时尚化、流行化了。可以确切地说，牛仔裤在中国的流行最早的发端便是西部而不是较为发达、较为开放的东部沿海。西部也因此最早有了对牛仔裤的可笑可叹的反动：一个大学二年级的男性班主任居然向全班宣布：“我看穿牛仔裤的统统都是流氓。”一个官员居然提议：“公安局要负起责任来，借这次严打，把那些穿牛仔裤的流氓好好管一管。”这就是先锋的代价，是让我们可以咀嚼一番的历史风波的一尘一烟。

    1983年5月，在雄黄万里的柴达木，在石油基地的冷湖镇的那条清静幽冷的街道上，在白天触眼即是的牛仔裤消失以后，我注望无涯古漠那辽远的地平线，突然想到，产生于美国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牛仔裤，在经过两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更新换代之后，蓦然出现在中国西部的远荒大漠里，出现在以天玄地黄为背景自卑地蠕动生存着的人群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幸还是不幸？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纵越历史长河、横跨万里大山的联系，让我们的空间意识不由得博大而超然起来，思想也因之无边无际、无古无今了。

    牛仔裤是文化之一种，牛仔裤的被接受和被欣赏无疑是文化输入的结果。它曾经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引起了西部人关于美丑观的虽然短暂却异常强烈的冲突。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变化和冲撞又无时不在体现新观念的萌动和旧意识的动摇，一贯不敢正视人体线条美的东方礼教即使在荒远的中国西部也会神经质地慌悚不安起来。

    辐射——文化向心理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进攻，已经征服和正在征服着不同层次的西部人。一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几年之后才豁然明朗：不是由于牛仔裤造就了流氓，而是即使是流氓，即使是那些在人性崩溃的边缘苦苦挣扎的人痞，也残存着一些对美、对时尚、对牛仔裤的恭敬。如果现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只要是穿了牛仔裤的人便会图谋不轨，便属于流氓一类，连真正的流氓也要惊愣起面孔大惑不解了。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即使牛仔服装已经普及得几乎成了一切阶层的便装或工作服，它依然没有在中国西部培养出地道的美国式牛仔；或者说，在中国西部，真正的牛仔都是不穿牛仔服装的，他们依然穿着宽松的皮袍，露着一只臂膀，骑在马上，晨出暮归。他们是牛羊的主人，是牧人，他们至今过着单调而艰辛的日子，从来不知道牛仔是什么，更不知道在内地有些人的眼里，他们便是本国西部牛仔的样板。

    这就是文化输入的错位，是传统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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