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令其教公馆里的使女识字，韩衍乘机拉拢了一名使女，要她注意偷听袁世凯的日常机密，尤其与革命党相关者。后来孙毓筠在南京密谋革命被捕，案子里涉及到韩衍，两江总督端方密电袁世凯询问。韩衍与使女知道事败，便学那李靖红拂故事，结伴逃往日本。韩衍给使女起名红叶，两人结缡。这年韩衍四十二岁，红叶廿四岁。

    韩衍在光复前，以舆论家著称，主持《安徽通俗公报》，继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之后，一面宣传革命，开启民智，一面揭发政治黑幕，批判官吏弄权，尤其是反对出卖铜官山矿权给洋人，颇遭人忌，居然导致韩衍遇刺，身中五刀，却没有死。

    他的政治才干表现在浔军之乱后，彼时朱家宝已出走，吴春阳死难，李烈钧也不肯接这个乱局，安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韩衍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由前军政府的军政、民政、财政三部合成，韩衍出任秘书长，成为事实上的安徽都督。韩衍在机构发起文中说：“一线共和，萌芽于此，至以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同人等不忍为也。虚此一席，以待完全会议成立，再行推举贤能，适合共和性质，如渝此盟及其他之丝毫图利者，我四万万人共诛殛之。”

    待得孙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韩衍。陈独秀虽是孙毓筠旧友，恐怕在都督府中还没有韩衍得势。这时韩衍又发起创办了一张《安徽船日报》，有人说韩自任社长，陈独秀是总编辑，如是实情，两人关系当还不错。然而也有人，如张啸岑，说陈独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韩衍。

    当时安庆说韩衍坏话的大有人在，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他操纵都督，揽权自为，“说好可称他为‘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这种处境难免让人心中悲凉，韩衍创办的《安徽船》今日已无存，我们只知道他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赠报社同志的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茅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而韩衍最天才，也是最为人忌的事业，不是办报，而是组织青年军。

    韩衍身历安徽光复全过程，目睹同志吴春阳的惨死，他当然看出问题的症结何在：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从武昌到上海，从滦州到通州，革命党人一直在尝试“运动”新军起事，或收编会党，但这些军队没有精神上的指引，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很容易溃败，很容易离散，也很容易腐化。

    张謇与袁世凯对韩衍的赏识，并不是对一个诗才甚好的文学青年的赏识，他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大时代的奇才。他果然是。

    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与尚志学堂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他不要新军，也不要会党，更不要专意吃粮的兵油子，这一点他倒是与对手柏文蔚心意相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青年军初创时有七八百人，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军监一人。三大队之上，设总队长和总军监各一人。

    军监是什么？听上去很像古代的监军，其实军监“掌理军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也就是后来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委员那个角色。

    韩衍自任总军监，三个大队的军监，都是为时论所重的文化人，如易白沙。

    青年军的军旗，既不是铁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红底上缀一大大的黄色“人”字，以示军队奉行人道主义。

    韩衍每星期向全体队员讲话两次，并著有《青年军讲义》十四讲，每人一册。每个学员入伍时要填志愿书，要求服从纪律，立志献身革命。

    韩衍对青年军的训话里，反复说到“志士未尝不用钱，但是志士的钱要大家用，志士未尝不吃饭，但是志士的饭要大家吃”，青年军中从上到下，每人每月八块大洋的津贴，“吃饭是上下一样，并且要轮流挑水、买菜，有时还要集体劳动，做一些打柴、修路工作”。

    韩衍还专门为青年军办了一份刊物叫《血报》，发刊词说：“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溅是非。”

    可以说，韩衍打造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装备不可谓不精良，但说到理念推行，不外是“效忠皇上，报效大帅”的旧伦理。对于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士兵，这种价值观远不足让他效命沙场，进而实现人生意义。

    这支青年军直接隶属都督孙毓筠。可惜，韩衍没能看到及锋而试的一天。

    民国元年二月，孙柏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柏文蔚既然高调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语罕等人牵头，一群名流“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醒民戏院召开“欢迎韩衍入籍大会”。

    成了安徽人的韩衍，在《安徽船》上连续撰文，大骂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抢夺地盘，一心升官发财。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发电报，与韩衍互相攻击。（我猜柏文蔚麾下那些笔杆子，定然骂不过韩衍。）几天下来，韩衍将来往电稿，编成《五日交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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