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因此所谓胡道南等绅士告密，其实多半是借口，这场起义根本没有太多秘密。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涌，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李益智的部队把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别母，再仓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学了《水浒》里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乱语，地方官拿她也没办法，只得骂几句“土匪婆”后收监。

    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今之聂政”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这便是鲁迅所说“绿林大学”的由来，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后来绍兴同乡蔡元培有文为胡乡绅辩冤，但王金发不会放过任何为秋瑾报仇的机会。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传说铁良为了把自己从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抹去，还出资赞助已经财政窘困的《民报》。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徐死后还撰联自忏“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张曾敭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敭“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战，敢死队冲锋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当年的学生。

    王金发的敢死队，光复后就住在藩台衙门。他听说推举出的都督是汤寿潜，拒绝浙军政府的财政官员进入藩库查点。最后军政府派来了一个与王金发私交甚好的嵊县同乡，才能单身进入藩库检视，发现里面只有制钱，没有元宝。

    王金发到上海告状不果，回浙后不理浙军政府，带上敢死队里的嵊县人，直赴绍兴。金发强盗的号召力也真大，散处全浙的嵊县光复会员，听到消息也纷纷来投奔。王金发入绍兴时，只是几十人枪，很快扩充成一个团，跟着又扩为一个旅，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师或军。

    王金发来之前，绍兴听说杭州光复，马上也宣布了独立。这就是鲁迅在里说的“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绍兴分府的府长是前知府程赞清，职官以旧乡绅为主，还则罢了，治安科长章介眉，那是王金发的眼中刺肉中钉。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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