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军队是个祸害，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人说“陈兴芝”。蒋雁行就调兵打算围歼桑园，苦于力量不太够。

    正好陈兴芝来见蒋雁行，说要讨论改编事宜。蒋雁行认为他又是来要钱，没说几句话就翻了脸，将陈兴芝绑到后花园荷花池枪毙了。

    哪知杀错了人！陈兴芝是革命党人，徐州中学学生。他在家乡睢宁碰到一批从清江浦跑回来的徐州兵，就劝他们说：“如果分散回家，将来追查起来，连命都难保，还不如回去干革命，大有可为，比抢劫划算。”连劝带吓，居然把这帮散兵游勇又聚拢起来，由他带回清江浦来革命。只是饷粮解决不了，才派刘炳志找蒋雁行通融，谁知谈崩了，连累陈兴芝被杀，他带的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民国成立后，徐州籍众议员陈士髦（传说是陈兴芝的弟弟，误）不断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民国总统袁世凯上诉，要求为陈兴芝申冤，还写了本书，向社会血泪控诉。然而蒋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谁敢动他？说不得，把当时的清江民政长，就是那位本来要当江北提督的杨慕时，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职务，再是命令江苏检察厅拘杨候审。杨慕时只好连夜逃出南京，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桩讼案平息。

    这几乎就是山阳县周阮案的翻版，只不过后者要惨烈得多。

    山阳血案

    清江浦一乱，四乡也大不安生。邻近州县生怕乱兵滋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其中最紧张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阳。城内几乎没有驻军，如果有乱兵或乱民来攻，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熟人：还记得景梅九在北京办《国风日报》，发起的“拔丁运动”吗？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他从阴历六月去职还乡后，家里新造了花园，好不惬意，哪知还没过上两个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说武昌有变，紧接着便是上海、苏州，吓得举家逃往上海租界。不过他逃的时候恐人知觉，未能多携行李，第二天才有几个家仆运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时山阳已经成立“大局”，民团日夜巡逻，正好拿获，将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几个月后，大局有职员穿着狐皮袍招摇过市，局董们赶紧开箱检查，满箱都是瓦砾，而局里职员已经大多辞职了。

    受丁宝铨影响，城里豪绅纷纷逃亡。有下属官吏上府衙禀事，才发现淮安知府刘名誉已经携眷潜逃，还卷走了大部分府库藏银。剩下的士绅只得依赖“大局”，集资成立民团，招募乡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着，日夜巡逻，四门设立分局，“城头上灯笼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他是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枝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这等举动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潜逃，知县闭门不出，谁去管他们？而且自学生队接管城防后，城内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营业，周实派了南京陆军中学、小学回乡的学生各一名，教操、训练，山阳县俨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装，便是十三协的乱兵到来，似乎也不足为虑，人心大定，插什么旗有何相干？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清江浦那边，自己还没有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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