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焕的心中却死死地记住了那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血淋淋，红艳艳。后来他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一课”。1923年8月，沈岳焕来到北京，他向一位亲戚解释他为何要远离故乡：

    “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

    这个从小惯看杀人、从军六年的年轻人，带着脑海中无数颗人头的记忆，离开了人命如草芥的边城故乡。他改了名字，叫做从文，打算用手里的笔，为那上万具被杀的肉体，存留他们的灵魂，抗击这世间枉杀的愚蠢与残忍。

    小曾国藩被杀了头

    国民党大佬吴稚晖1920年在长沙做“市民演讲”时，这样归纳湖南的特产：“你们湖南，只有两大出产，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党。”不管是兵，还是革命党，都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用梁启超的话说，则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这个‘蛮’字头上”，“为主义所在，什么都可以牺牲的特点”，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性格背景之中，显得格外突出：“中国人素来以中庸调和为美德，而湖南蛮子却不然。”（《奋斗的湖南人》，1922）

    具体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则1925年长沙《大公报》一篇文章说得最透实：“猛进是其长，而躁进则其短；倔强是其长，而偏激则其短。敢为天下先而自己复立脚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黄兴），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黄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为首（杨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为首（蔡锷）。”

    这篇文章发表时，民国已经开张了十四年。黄兴、蔡锷，都变了伟人铜像，杨度搞了筹安会，学禅学佛了一大圈，此时已加入中国国民党，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黄忠浩这个辛亥年就被杀了头的“反革命者”，居然还能被湖南人记得，倒也算一个异数。

    黄忠浩是湖南黔阳人，出身是“优贡生”，秀才里的尖子，后来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便“主沅州讲席”，说明学问不坏。他以书生起家，却转而带兵，因此自许为曾国藩第二。历任湘抚如赵尔巽、陈宝箴，都很赏识他。甲午中日战争前，黄忠浩调入湖北，张之洞对他也相当赞许，虽然没有打过洋人，但扫荡各地乱民，屡建功劳，治军讲究“不扰民，不怕死，勤操练，戒轻浮”，人称其军为“忠字旗”，确实有几分曾国藩时代湘军的风采。

    黄忠浩一直做到广西右江镇总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还乡后，以绅士身份，办湖南省教育会，有听过他演说的人称，黄忠浩主张“图富强以抗敌，兴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兴农业，在湖南讲新学的人群中，颇有名望。

    而且，黄忠浩还是湖南矿业界的领袖，他在沅州开金矿，“是为湘有矿务之始”，办教育的同时，又兼任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保路运动兴起，他也是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一员。学术、军事、教育、实业，晚清诸重要领域，黄忠浩样样皆能，这样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没有几个吧。

    如果没有武昌事变，黄忠浩也许会就在长沙一直讲新政，办教育，兴实业。即使大清覆灭，他也许会当遗老，也许不会，但多半不会被当做湖南的头号反革命写进史册。

    武昌之乱，起于新军。以两湖地理之近，唇齿相依，当然唇亡齿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汉闹着革命，不用脑子都知道他们一定会派人潜回湖南，鼓噪新军，制造第二个武昌，再反过来支援湖北。

    巡抚余诚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谋划如何防范新军。然而湖南新军镇统萧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从他。既然余巡抚的几位前任都相信黄忠浩，那么，让他来当巡防队统领吧！

    余诚格让黄忠浩统军，并非只是看中他谙熟军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黄忠浩为长沙知名的绅衿。湖南绅权之重，天下知名，宣统二年的抢米风潮，便是由于绅衿集体囤粮禁运起端。起用黄忠浩，便于与长沙士绅沟通，只要这些绅衿们不插手革命，单凭新军和会党，余诚格有信心弹压得住。

    黄忠浩本来已经计划当年去日本游历，如今被余诚格强留下来统领巡防队。他确实很能帮余诚格的忙，打算把新军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让地方武装牵制他们，再调精悍著称的“镇筸兵”来过长沙。长沙绅衿也很买黄忠浩的帐。湖南也有保路运动，绅衿们也想改变官民对立的现状，不过他们期待的自然是和平的改良式革命。湖南谘议局议长、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公开发表谈话称：“文明革命与草窃互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军政长官是谁？黄忠浩也。绅衿们请黄“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维桑梓”。新军中也有劝进者，声称可以推举黄为援鄂总司令。

    据说黄忠浩对于众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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