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作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直到出来一个楞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张云山的高等审判厅，万炳南的督练公所，跟张凤翙设在军装局的总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难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更相似，会员穿号衣，红边黄堂，中间绣上“虎吃羊”三个黑字。黄龙会在民间散发的传单，有《讨满檄文》中“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这样的话，但更多的是天运气数、神兵鬼将，传统农民造反的腔调。如署名为“敕封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布告”的“皇告”：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在迁至高等学堂的总司令部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升允家在西安满城，他是去草滩军田管理屯垦的。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

    为啥？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

    西安满人抵抗得如此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与别省不同，除了一个早就参加同盟会的副议长郭忠清，陕西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几乎与起义无干。参与举事的同盟会员，满打满算，也就是十来个。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甘肃的风气闭塞，在辛亥各省中相当突出。清末立宪运动中三次国会大请愿中，根本没有甘肃的代表。甘肃谘议局局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都是翰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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