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自由行动。当然这些军队操典跟进城农民军说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帮会的条规来约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见参与核心的人就很复杂。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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