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后》）

    这种悲情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声势虽大，但主张“保款”的人还是多于主张“保路”的人，用谘议局副议长肖湘的话说，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请愿将近两月之后，政府不仅一点儿没有松口，反而因为李稷勋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邮传部左丞参议的身份被派往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总理。他本来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顶头上司盛宣怀的压力，还是放弃了本土立场转而为政府利益谋，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将川路余款转为国有路款。如此一来立遭千夫所指，股东大会有人宣称“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

    然而盛宣怀决意强硬到底，联合端方、瑞澂等人联名上奏，派李稷勋继续主持收归国有后的川汉铁路宜昌段建设。消息传来，全川沸腾，罢市罢工，势所必然。

    罢市

    罢市、罢课、罢工这些名堂，从前中国也有，但大抵是个别诉求，非关国运。庚子之后举国狂学西方宪政，才发现有这样几种手段有大效用。1905年日俄战争中，彼得堡工人大罢工，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居然影响到两国的战争决策，而拒俄运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也让人认识到中国民众集体的力量。

    不过全城“三罢”，在四川肯定是头一遭。尤其是罢市，毕竟大部分手工业者小商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罢市通告发出影响不大，或因为生活压力不能久罢，或因军警胁迫不能贯彻，做不到全城关门，就会变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怀奏准钦派川人所公请撤换的李稷勋为宜昌总理，系为执行他的丧权辱国之借债合同！盛宣怀是一个卖国媚外的汉奸，李稷勋是一个卖省求荣的败类，应该约集全省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先从省城做个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实行罢市、罢课，来抵抗邮传部违法丧权的专横政策。大家如赞同这个方式，请从今天实行！”

    主席罗纶的话音未落，全场的狂呼声、鼓掌声已经响成一片。几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会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齐往办事处领取传单，然而分成两队，直奔商业场。

    商业场是成都商业的中心区，这里如能全面罢市，则全城关门可望实现。分成两队的用意，是第一队先进去挨户发传单，只简单地说“请即关门赞助”。第二队再跟进，发现有怀疑观望者，再加说明劝导，务使每户关门。

    上午十点，第一队人马进入商业场后门。

    进程意外的顺利。从第一户开始，商铺户主才看完，立即去搬铺板关铺门。散传单的走到哪里，铺门就关到哪里，渐渐第一队的话都不必说，只要将传单递过去，第二队更是无所事事。偌大的商业场，便只听见脚步声和铺板声，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后。

    于是领头者当即将两队分成若干小队，加快进度。说来吓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万家店铺，几乎都没有二话，有些店铺只有小孩看门，搬不动铺板，宣传队就帮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时钟就停了。

    当时的宣传队成员石体元回忆说：“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与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么，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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