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互救的行为与精神，谁听了都会感动。我甚至想，对那些目前因经济困难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贫困同学来说，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们的办法，不失为一种“经验”。然而尽管同学们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学院的领导们头痛的事还不少，那就是困难学生的身体问题。照理这个学院为国家培养进藏人才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应当有强健的体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贫困地区招收的学生，其身体素质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加之上大学后必要的营养不能跟上，一些过去潜在的病况便不断暴露出来。目前这个学院光患肝病的学生就有6名，光这6名学生一年便要花去学院几万元医疗费。就在我到咸阳不久，学院又有一名重病号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万多元。这事拿到校长办公会上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由校长亲自批了。一位老师说，去年我们全校总共花了十几万医疗费，现在他一个学生就花掉这么多，还剩下我们几千人咋办？校长们对此只好回避，其实谁都知道，校领导们比谁都害怕学生中突然冒出个重病号来，那重病号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号本人，可是全校几千号人哪！

    这是那些没有生病人说的话，再来听听几位病号学生是怎么说的。

    王辉，政法系97级学生，湖南人。父亲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学前他家里已借债近万元。1997年10月份王辉查出乙肝病。按规定他应休学治病，由于贫困的家里不可能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申请边上学边治疗。学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辉现在在学院医院治疗，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还欠1500元没付。他的这些钱都是从叔叔、姑姑那儿借的，现在他说已经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检查时有几项指标仍不行，医生说他必须注意休息与营养。可王辉说这两项他几乎无一项可能做到，因为他要跟上课程就必须天天上课和把住院时间缺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为了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他必须做点事，比如帮助哪个同学或哪位老师干点抄抄写写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觉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说这样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对能不能在休学的期限内把病看好表示悲观。“如果到时病治不好，学校若要我退学，我觉得自己难有勇气再活下去……”王辉说得很凄凉。

    郭明，95级行管专业。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张家口某小山村。父亲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办老教师，母亲是地道的农民。郭明原来是94级学生，因有病休学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学开始就连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脏病猝发，全家变卖了全部家产仍未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两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难，也被从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贞医院，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家族遗传性心血管疾病——“马凡氏综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而做这样一例手术需八九万元。一个尚未从沉重悲痛与债务负担中缓过劲的贫困家庭，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荷。因此，郭明的父亲急得团团转。郭明的学院尽了所能，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2万元，但这还差得很远很远。郭明的事被《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知道后，及时在报上向社会连发了两次求助报道，共捐得19万元。后又经多次努力及医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为儿子到处磕头求助时，郭明的父亲也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并送进了同一所医院……郭明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在自己还属于治疗阶段便不顾一切地提前出了医院。他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老家，挨家挨户磕头，又到地方政府请求相助，他的孝心与一家的不幸感动了父老乡亲和有关部门，安贞医院也做出了极大援助，用最少的钱把郭明的父亲从手术台上抢救回一条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没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说：“我父亲那头先不提，现在光我一个人，仍要不停吃药，而且每半年必须上北京检查一次，每次检查500元，还不算来回路费。我是学生，哪儿来钱？只有靠学校了。我知道学校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钱，但没法，我还得找学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条！”郭明不像王辉，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毕竟他还年轻，他说他现在最期望有个好身体，将来虽然可能不允许再上西藏了，但还是能拿到个大学文凭的好，否则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哪个单位还要嘛。

    王辉和郭明仅是西藏民族学院一批病号学生中的两个例子，那些躺在医院的我来不及采访……

    临别那天，院长次旺俊美与我进行了长谈。他指出：尽管他们的民院面临很多困难，但民院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别人横向比，他们的心目中始终把国家和西藏建设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更明白，他们的前途，不是毕业后拿到高工资和留洋出国，而是义无返顾地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辈子献身在那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让我转告全国人民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学院暂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为建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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