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都想跟你说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让同学讲吧！”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的就已经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

    真的，我没有半点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都把他们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

    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9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点刚从床上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没有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过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5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干部因此对我说，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

    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对陕西几所高校的采访后，准备从咸阳国际机场回京。但我必须在咸阳停两天，因为离京时团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特意关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怎么会在离拉萨千里之外的陕西咸阳？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加上采访少数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决定前往。

    接待我的团委副书记拉巴次仁是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路上，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学院的历史。原来，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据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学。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组织部从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进藏，同时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干部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抵制改革，局部地区经常发生叛乱，又考虑交通运输、财政支出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对西藏实行改革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着手培养干部人才。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自1957年6月起，西藏筹委会将筹建中的原西藏干部学校和西藏团校的3400多名学生及700多名职工，从西藏各地先后迁到甘肃的兰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陕西的西安、虢镇等地，开展边筹建边教学的工作。1958年初，所有这三省境内的学校集中到陕西咸阳合并为一，就成了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所高等学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学府。一个自治区的所属高校在自己的区域境外，这是西藏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该学院自成立以来的40多年间，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该校遵照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000多名师生进藏，充实骨干队伍，为平叛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学院先后为西藏输送了近20000名毕业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员，现在他们都是西藏各级、各条战线的带头人。拉巴次仁告诉我，而今全自治区州以上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是这个学校出来的，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班子中的负责人一大半也都是他们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

    然而，这所昔日曾辉煌一时的西藏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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