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第。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是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 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不忍心地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你一个干活，我们姐弟四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你累出个啥好歹，我们做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你，别让我再上大学了……”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三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且身体也显得过早地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家庭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生母亲，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自治县红帽子乡两家村子，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十二年间，在极其艰难的困苦条件下，竟靠养鸡卖蛋的双手，将六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这六个儿女分别是：

    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

    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

    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

    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

    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

    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犹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

    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然而她们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六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150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5000斤草换来的。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144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怆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乍的没少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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