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格与行为上的封闭，能够在校园内得到关爱无疑是他们最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有效办法。在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凡是有广大的师生们自觉自愿地参与的事，总会有预想不到的效果。

    在华东理工大学，团委主管学生勤工俭学的书记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家住上海市区的退休教师陈鹏及夫人，其一子一女都在北京工作，老两口自迁居新村后生活多有不便，且精神倍感空虚，尤其每当疾病缠身时更感到孤独无援。陈鹏老先生后来一听学校有不少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或生活成问题，且又找不到合适的勤工俭学项目，便萌发了与贫困生结对建立“互助社”的打算。陈老先生将自己的想法给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写了一封信。接信的正是那些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工作的贫困同学，他们看了信很受感动，即日派代表到陈老先生家看望。当同学们看到从教一生且写得一笔好字的老人家中并不富裕的境况时，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回校后他们将情况在贫困生中一转达，同学们议论开了，说我们在这儿工作的十五个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月平均生活水平在160元以下，如果说靠这些钱能生存得下去，应该归功于学校特别是老师们的各方照顾。今天老教师家里有难，我们应当伸出热情之手给予帮助。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成若干小组，每周一至二次到老人家，义务为两位老人服务。陈鹏老两口对同学们的到来好高兴，尤其看到这些贫困生们个个热爱生活，又很会关心帮助人，做起家务活也十分的在行，更是乐不可支。但有一点他不赞同，那就是同学的义务服务。老人说：“我是想着同学们生活困难，才提出我们老少师生结对互助的，你们要一‘义务’，我心里就不落忍了，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我们年岁大了，生活清贫一点无所谓。可你们不行，你们一方面学习任务那么重，另一方面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是不行的。”在这位老教师的坚持下，同学们只好接受部分报酬，而陈鹏老先生呢，除了辅导学生一些功课外，还教同学们练字。现在这个“老少师生互助社”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助早已超出了劳动报酬上的交换范畴，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同济共勉的崇高精神境界的相互援助。

    在天津机电工业学校，有一群女班主任老师，她们为了使所在班上的贫困生渡过生活难关，数年来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母亲般的关爱。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学凤老师路过校园的一条小道时，见本班的一个姓段的学生，站在一只垃圾箱旁边正伸手从里面捡出一双旧棉鞋。王老师过去问他捡这干啥，那同学低声地哭泣道：“老师，我想把脚上的鞋换一换……”王学凤老师一看这学生脚上竟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自制单鞋，再抚摸一下他的腿，连条最起码的毛裤都没穿。王学凤老师的鼻子酸了：“从今天起，除了学习上课外，你到我家来……”从那天起，这位同学就成了王学凤家中的一员，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着让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学凤老师给添置，放假的车票也都是她买好后送到他手里。这位同学后来当了班长，还被学校评为“十佳青年团员”。现在他已经毕业了，成了某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给王学凤老师来信说：“王老师，在学校几年里我就想喊你一声妈妈，然而始终留在心头。现在我毕业了，我觉得可以大声地叫你一声：妈妈。妈妈，没有你这几年胜似亲人般的爱护，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完成学业，今天成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真的，王老师，请允许我终生叫你妈妈吧……”

    这样被学生们尊称为“妈妈”的津门女教师何止王学凤一个。陶崇威老师这三年中带的学生先后有七个学生因重病住过医院，而每一个有病的学生从入院到平日的看护都是她陶老师包下的活。陶老师知道学校的难处，她从不向校方诉苦求助，她更知有病的贫困生内心的痛苦和无援的家庭，所以她只靠自己默默地担负起这些同学住院治病和平时生活上的照料。最辛苦的是有人住院治病的时候，陶老师就得成天从早到晚忙活。她家离医院很远，来回要骑车三十多公里，可为了让住院的同学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她坚持自己炒菜做饭给同学送到病榻前，仅为了做到这一条，陶老师不知吃了多少苦。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有需要管理的几十个上课的学生，又要照顾好在医院的病号学生，陶老师几乎天天要全身心地投入。医院里的人开始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你家那么多“儿子”都有病呀？陶老师苦笑地摇摇头，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儿子，是学生。医院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因为在她们的眼里，这位累弯了腰的“母亲”至少陪床、护守了三五个病情严重的“儿子”。有人给陶老师算了一笔账：在这近三年里，她少说为有病的学生加了四百多个昼夜班，为学生交的学费、出的治疗费等不下3000元，至于平时买营养品、炒个好菜所花费的钱就更不计其数。人们无法从陶老师本人的嘴里知道这些，只有从她那日渐变白的头发和苍老的脸庞上看出那颗为贫困生们操劳、奔波的慈母之心。

    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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