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元一辆，要就赶紧拿走。车主对小彭说。小彭说你让我看看再说么。车主说你这么慢吞吞的，说不定转眼警察过来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小彭一听这就赶忙掏钱。回到学校，他便在校园内把车往旁边一搁，靠着树边贴出一张“广告”，那上面写出一行字：“本车转让。100元。”这招是高年级的老同学教给他的。小彭说他第一次卖这黑车时特紧张，怕有人发现他是新生，而新生刚到校哪儿有车“转让”？车，后来真的卖掉了，100元出手，净赚了30元。小彭好高兴，30元对一些人来说，还不够吃一顿快餐，抽两包烟的，然而它对小彭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几天饭钱哪！小彭说他一共倒了三辆黑车，后来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让倒这样的车，他的此项“业务”就此停止。小彭后来就干起大学生最普遍的家教来，他说他是新生，不懂行情，只对钱的数字清楚。一次他见几位家长围着几名外校的学生在讨价还价，那些家长雇主说每小时给15元，学生们则坚持要20元。小彭一听急了，便上前将一位雇主拉到一边，说我只要每小时10元。那人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朝他瞪了瞪眼，说你捣什么乱，像你这样的冒牌大学生就是白教我孩子也得反收你“时间浪费赔偿费”。小彭把学生证掏给人家看，人家说，讲你“冒牌”也没多少冤枉，一个刚进大学门的新生跟中学生有什么区别？小 彭气得心里直骂那人，可骂归骂，“生意”还是落空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天天注意起那块专贴各类“招聘启事”的牌牌。这回是有家影视公司要找几个群众演员，小彭心想这活不成问题，“招聘”上说的一天给60元，蛮不错。小彭很有些组织能力，很快找到几位同是经济拮据的同学，在与那个影视公司讨价还价谈定后，第一个星期天一到，他们不到清晨5点便从学校出发，赶到指定的拍摄现场。那是冬天，很冷，可小彭他们还是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但一到那儿，影视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说只能每人每天给40元劳务费，而且原来说的下午允许回校上课也不行了。几个同学非常生气，拒绝参与拍摄。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扬，说你们不就是一群想吃饭又口袋里缺钱的大学生！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们一样想赚几个学费的穷学生么。与小彭同去的几位学生见对方成心欺负人，便昂起头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个同学留下了。几天干下来，到该拿钱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只给小彭他们一天24元的劳务费。走，我们不给这些黑心肠的王八蛋干了。同学拉起小彭的手就走。可小彭好不情愿地一路跟同学念叨：24元就24元么，干几天就能几个月不愁么。小彭的同学一听这话，气得好长时间没理他。

    我对小彭说，你的同学大概认为你穷也得有个穷志气。小彭说这理我也知道，但光有志气没有钱有什么用？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缺钱就有可能失去学业，失去了学业何谈志气、志向？

    我说那也不能任人欺负宰割。小彭说，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那些老板们比我们要精几倍，他们不从我们身上刮油水还上哪儿去刮？

    小彭的话有一定道理。

    现在当林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崔建国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学生打工族”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因为今年本科已毕业的他被学校学生处看中留校工作。对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学能留在学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学，可就实在太少了。仅凭这一点，崔建国的脸上该很灿烂了。再过一两个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顶戴了足足十几年的“贫困生”帽子，而成为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职员。

    也许正是这原因，崔建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其实我们大学生打工在多数的时候是在出卖自己，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掩饰的事实：你既然想从打工中获得金钱，那么掌握金钱的雇主就从商业与生意的经济角度来使唤你，这期间很少有你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认为等价的劳动，否则你就老老实实低下头，听任别人的调遣与指挥，干你必须干的事。”

    没钱有时就得低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崔建国并不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认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吃苦的经历常比赚钱更可贵。

    家在黑龙江海林林业局的崔建国，在小学三年级时便没了父亲。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场又让他的母亲下岗。崔建国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担子落在母亲肩上。15岁那年，崔建国觉得自己不能再让母亲一人扛起全家的负担，便擅自辍学，瞒着家人，跟着一帮成年人们到了牡丹江的一个建筑队打工。当瘦小的崔建国出现在工地时，那些叔叔伯伯们不忍心让他动手千活，他却急出了眼泪：我是出来赚钱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没法，崔建国说，大人们最后让他搬搬砖，洗洗菜什么的，总之他留在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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