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课再去吧！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最难受，一方面你要集中精力跟人家谈成，另半个心你想着落下的这一课会不会补得上，两者你都不能放弃，你心就特累。然而真正累的还不在这里，落下的课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开夜车什么的补一补，在与广告客户谈判时你就可以集中注意力，这样你可能把课也补上了，生意也谈成了。但下面突然冒出来的事却令你无法容忍：在你准备按时去到广告客户那儿取回支票、回来向公司老板汇报业绩并依照讲定的条件按比例提成时，你发现什么事都与你不沾边了——公司老板早已派人瞒着你取回了支票，本宗广告业务一切与你毫无关联。你愤怒地找公司老板，老板说正式签约必须由法人出面才算数，你拿学生证人家肯给你钱吗？流氓。你除了说这一句外，其他的无话可说。你找到原先与你洽谈的广告客户，人家回答得体面又切实：我面对的是你们公司，不是哪个具体人，再说你们内部之间的事我管不着，也没那份闲心。气死人。除此你还有啥招？受骗、劳务纠纷，这在我们大学生打工中常见。你高举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人家说可以呀，但我这儿就这么做，你愿干就留下，不愿就请便，像你们这样想找活的大学生满城都是。老板们说这种话时连个唾沫都不吐，通常情况下你只有忍，只有让自己百倍的真诚去感化那些商人的良知。我现在还在广告公司谋职，我没有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广告公司骗过我，就是因为我还在那个公司干，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老板，他后来一直收留我做他的业务员。他用他的‘理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商人特别是广告人的眼里，一切都有可能是原先设计好的陷阱，要不就没有‘奸商’这个名词了，也可能我的公司早已歇业。这个老板属于‘奸商’一类，但多少他还有真诚的一面。我留下来一直干到今天正是认其这一点。

    “其实打工作为一种劳力与金钱的交换，它明显是商业行为，既然带‘商’，难免有‘奸’。但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很多受气的事并不与这‘商’有关，而纯粹因为你是一个打工仔的低卑身份所决定的。”他谈起这方面仍然难掩激动，“我干的拉广告活，说有多辛苦就有多辛苦，我一个外地人在短短一两年内对北京那么熟，就是因为我用心去跑出来的。只要一出校门，一天蹬着破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跑上十几个小时是属于‘正常工作’。北京是首都，政治影响大，每天三四百万外地流动人口又确实给北京人带来不少头痛的地方。北京人‘欺负人’多少是被逼出来的。有一天，我和班上一位同学借了两辆单车跑活，骑车路过南郊火车站前时突然有辆红色轿车向马路边靠，我在自行车道的最外面，为了躲让轿车，不得不向里靠了一下，可偏偏马路边有位老大娘在行路。我同学躲不了又把车头转向我这边，于是我只好刹车停下，车头正好碰了一下从后面靠过来的那辆红色轿车的车头。其实轿车根本没一点毛病，但因为我和同学土里土气的穿着和满口难听的方言，使得开车的那个北京人和周围一群围观者把我们当做了两个‘可恶的盲流’看待。一句话：赔！我和同学自知像半个‘盲流’，并从以往的经验得出与本地人打架，再有理也十有八九是输家，便老实地问赔多少。500元。那从轿车里出来的人本来样子就吓人，他这一张嘴，早把我和同学给惊呆了。500元！我们哪儿去弄500元？再说凭什么拿这近似天文数目的巨款呀！500元算个屁，你知道我要进一次修理厂花多少吗？轿车主人冲着我们说：不赔可以，那就跟我到一趟交警队。那人力气真大，拎起我们的自行车就要走。交警队哪是我们去的地方呀。我和同学一边说好话一边求情地拉住自行车。‘小子，怎么着？想耍赖？’那人挥拳就向我们打过来。‘你怎么打人？’我和同学急了。可人家根本不理茬，说就打你们这号专门到北京来捣乱的盲流。这话对北京市民太有煽动性了，刚才还是围观的人一下变成了同是谴责我们的力量。我们被一阵乱哄哄的折腾后，发现手中的自行车不知到了哪儿去。‘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有人一喊，我当时有一种被救之感。可是没有想到警察的出现使我们更惨。那个轿车主人原来与那警察都很熟，围观的老百姓也能对警察叫姓唤名。‘撞坏了人家的车就该赔钱么！’警察的第一句话这样说。我的同学忙分辩说我们是为了躲一位老人，再说也根本没有撞刮轿车。‘小兔崽子……！’那警察抡起拳头就朝我同学打去。这一幕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愤怒地冲那警察说，你怎么能打人？他一听，不管三 七二十一，又把手向我扇过来，我一躲，正好落在我的脖子处。那警察不甘罢休地冲我说：‘欠揍？’这时，围观的人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我们两个外地盲流，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刚才我们为躲她的老太太也在骂我们。当时我真感到这是个什么人间世道？一阵乱哄哄之后，警察扬长而去。我回头一看，不仅自行车不见了，就连我们出来拉广告的那些材料全都没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我知道丢了那些东西就不光是我们白白辛苦了好几天的打工，而且连赔都无法赔的大事呀。车和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啊！问围观的人，没一个愿意告诉我们。我只好求冤家——那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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