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做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

    高德水是94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前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

    “耻也，你考试出了三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

    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

    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将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刘某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围裙，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刷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再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这800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800元来！”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

    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

    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的家庭去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我们在明天还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

    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中国青年报》三名记者曾经报道了在武汉几所大学的几则见闻——

    四号楼的尴尬

    爬完最后一级楼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见楼道里面条、橘子皮、废纸屑、易拉罐扔得到处都是，几个学生正大声嚷嚷着在楼道里玩足球。

    一个多月前，武汉某高校四号楼作为该校勤工助学的第一个试点曾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是来采访四号楼的？搞不下去，没搞了。”学生公寓科科长神情沮丧地说。

    听说五楼有个姓李的贫困生参加了这次勤工助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

    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学正在复习功课，我们便和他聊了起来。

    “小李为啥不干了？”

    “不好说呀……”他挠了挠头。

    “他是贫困生吗？”

    “是，不但是贫困生还是特困生。”他说。

    据这位同学说，小李来自广西农村，进校三年多来，因为没钱，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平时很少给他寄钱，没钱吃饭，常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只吃一顿。班主任知道了，借钱给他，他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借了四五百元了。这次学校在四号楼搞勤工助学试点，将每层楼的卫生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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