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15还是20元计算，我不这样。我对受家教的学生家长说，我要按我教的质量来计报酬。如你的小孩是为了保证想参加高考更有把握些，那我就保证使他复习得当，方法更有效；如你的小孩哪门功课差而需要赶上去，那我就保证让他达到预想的效果。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小孩和家长嘛，你认为我教得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你就给我应得的那份报酬；你如果觉得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减少或者一分不给也行。”

    “这样做你会不会亏呢？”

    “没亏过。因为差不多经我家教的学生最后都达到了满意效果。既然他们达到了满意效果，故而我在收费时通常按质论价。有时一次家教三四个小时，我就要收三四百元。你一定觉得很高吧？可人家愿意给呀！而我自己也认为既然我出卖的是高效益劳动，那就不能按廉价劳力论价。现在社会上许多用工单位对我们贫困大学生外出打工极歧视，完全像是向你施恩似的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无任何公平可言。我那样做，从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想为我们广大贫困大学生争口气，向那些不公的待遇宣战。”

    何联初的一番慷慨激昂，使我对打工的贫困生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中间并非尽是些忍辱受屈的弱者，他们也有令人折服的强者。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展开何联初同学写给我的信——

    上次你来校采访，使我有机会向你吐露一个贫困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奋斗历程。但是那天采访时间太紧，没有向你透露我在学校里所做的和正准备想做的几件事。

    去年元旦前夕，国家教委下文不再允许学校里有私人开设商店。而当时我们学校内有三家这样的商店，便面临要清盘。我得知这消息后，很想把它们接过来。一则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我校贫困生很多，他们不少人仍然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可做，如果这三家商店由我们贫困生们把它接过来经营，肯定可以解决一批同学的生活困难问题。为此我找到了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后来又找到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由于多种努力，我认为学校的领导几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正当我写完可行性报告并准备从银行贷出50万元之际（贷款是我托在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帮忙负责办的），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突然通知我此事已没戏了，原因是这三家商店的经营权另有人要接管。我区区一个在读学生，自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只好放弃，且当时我正值期末考试。但通过这事我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验。

    就像我上次已同你谈的那样，学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不能直接起照经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勤工俭学方式，我还是不愿放弃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之后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我在同学中宣布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它包括销售、代理、咨询、租赁等许多部门，其业务延伸到凡是同学们所学所用的任何内容。成立“公司”全由我一人策划和制定营销战略。“公司”一诞生，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些过去没事可做的贫困生们纷纷加入了我的“公司”大本营，就连一些原本不困难的同学也都一起参加了进来。“公司”能良好运转，主要在于我们信息灵通，敢于吃苦。比如我们农大附近全是首都著名高校，而各个学校、各个系室复印资料、出卖参考教材的价格各不相同，我们“公司”对这些了如指掌，故而同学们都愿意找我们代理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总是最便宜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服务总是主动的。如前两周大一新生上游泳课需购一批泳装，我看准这是个机会，可是进一批这样的货得好几千元资金。怎么办？为了筹到钱，我就连续几次利用下课时间亲自跑到几个教室的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即席宣传动员，并成功地截下了当月一些比较富有的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费，加起来共3000多元。这些钱正好够“公司”进货，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在学校开设游泳课时及时将各种款式新颖、价格便宜的泳装送到了同学们手中，我的“公司”则轻轻松松也赚了一笔。除了给参与“公司”此次买卖活动的同学相应报酬外，我特意还给配买泳装的班级每班提留了150元作为奖励。最后“买主”和“卖主”都皆大欢喜。

    生活的艰苦，给了我许多磨练机会。可能正如你上次所说的我是在无意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现在除了上好课外，整天满脑子是各式各样的经营点子。可是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天地，不能让我放开手脚干。暑假快到了，今年肯定又有更多的经济困难的同学不能回家，看到他们欲干无门的情景，我总是很难过，所以今夏假期我想把自己的“公司”来个更大的发展，以吸收更多贫困生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下个学年挣得更多一份学费和饭钱而奋斗。

    这是大半年中我读到的无数大学“打工仔”们给我所看的或所寄的日记及信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我甚至想，如果在中国50多万贫困大学生中有那么一批像何联初那样富有经验与成功的“打工致富者”，那中国的贫困生现象可能就是另一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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