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当时真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而且，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辛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德仍算是幸运者。

    苏州是我的老家，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三四十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敬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讨钱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当地比较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讨书”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4000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嘀嘀”走动的闹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同学，让你委屈了。”屋里又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非常和蔼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某大学取得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更加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1200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通”一声，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早已泣不成声……

    两年后，我几经周折才与这位学生见上了面。

    “真对不起，如果不是知道你也是曾经给予我大恩大德的苏州老乡，你的采访肯定会失败。”见面第一句话他便这样告诉我，“尽管如此，在学校里还是没一个人知道我曾经是靠做乞丐来上大学的……”

    “为了面子？”

    “不！”他非常严肃地回答，“你完全说错了。”

    “那又为什么？”

    他神情惨然地仰天长叹一声，说：“那段当乞丐的日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下面是他的话——

    ……我的家在安徽大别山区，父母都是农民，我是家里老大，下有一弟一妹，还有一个奶奶。父亲对我上高中就不太赞成，可考上大学后他着实高兴了一阵，觉得儿子给他露了脸。但等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接到手里，他就再也不说话了，整天唉声叹气。我知道父亲是被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给难住了。在我们那儿，要让一个普通村民家庭一年里拿出几千元现钱，除非全家都是在外打工的壮劳力。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根本不可能拿出入学通知书上说的那些钱来供我上大学。政府帮助？不行，乡里、县上都靠吃国家救济，你跪下来求人家也没用。一天夜晚，我跟父亲坐下来认认真真地作了次对话。我说爸你只要说一声同意我上大学去，其他的事你就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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