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