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一看什么红皮子的书，这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着急！什么共匪呀，赤党呀，什么捣乱学府呀，全扣到人家脑袋瓜上来。您想想，人的脑袋瓜全是肉长的，谁可受的了呀！一回一回从我眼前抓走的好小伙子数不清了。”他叹了口气，“我老头见不得这个。唉！卢先生，您哪说说，这可是个什么世道呢？”老头儿喷溅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说起来。卢嘉川满有兴致地站在地上听他讲，可老头儿却圆睁着眼睛改变了口气：“您哪，准是忙着呢，我别老说废话啦。我真是喜欢你们，我有好几个朋友——学生，全像您这样，可是他们都被捕啦。……唉，我不叨叨了，您忙着呢。您哪，您先别走，要走，我到外边先给您瞧瞧去，万一留下狗腿子……您哪，等等吧！”

    老王提着大水壶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卢嘉川坐在老王的小屋里又等了一会儿，老头回来告诉他，大门口果然有好像侦探的人在转游，因此他只得留下来，直到下午七点，他才在一个同学屋里换上一套漂亮的西装，摇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像个浪荡公子，趁着黄昏时的骚乱，走出了北大三院的大门。

    卢嘉川是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由于李大钊同志在那一带的活动和影响，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后来，他到北平来上中学，经常到李大钊同志家里去，因此，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中从事革命活动，考上北大后，他立即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北大南下示威回来，敌人注意他，搜捕他，他就被党调出来，在北平东城专门领导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来的少数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因此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址。今天他在朝阳大学睡了半夜，明天也许就上了辅仁大学。他机智灵活，又具备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因此，在敌人严密的搜捕下，他常常能够一次次地逃脱了危险。

    从北大三院出来后，天色已经薄暮，故都街上的人流像沸水般涌流着。他夹在人群中急步向东城区委准备开会的地点走去。走着，走着，他自然地带着漫不经意的神情回顾一下，没有发现跟踪的人，他就加快了脚步。当他走过了一个烧饼铺，才发觉肚子饿得很，他想起整整闹腾一天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笑了笑，顺手摸摸口袋，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可是还需要用它吃上两天饭，于是在又经过一个小烧饼铺时，他只买了三个小烧饼揣在衣袋里。肚子咕噜噜地，真想吃，望望自己笔挺的西装，他摇摇头又忍住了。

    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xdx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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